一九九六年的六月二十八日，王新初终于拿到了让他脱离农村、端上“铁饭碗”的敲门砖——那本红底黄字的大专毕业证书。
这一天，天空湛蓝，大地辽阔，空气都散发出一种牛奶和面包的味道，这座被钢筋和水泥渐渐合围的城市在阳光的照耀下甚至开始弥漫着温暖的气息。仿佛你一抬脚，脚下就有路；一伸手，就能拥抱住明天！
然而，这个被母亲反复叮嘱“只有读书才有出路”的农家子弟，却有三次差点儿辍学回家务农。
新初第一次差点儿辍学，是因为父亲。
在新初刚要读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在“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漏网一人”的“严打”中被抓进了监狱。至于是什么原因，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有人说是“严打”中有项运动叫“清理包工头”，新初的父亲王道渠在三江镇承包了两个工程，一百多号农民在工地上打工挣钱，就连农忙时节也不回生产队，严重破坏了集体生产。
有人说是因为赌博，说王道渠之前在三江镇上的清香茶馆打“斗十四”就被派出所抓过，后来几个老板租了渔船到河中间去打。他们自己认为别人看不见，其实整条河中间就他们打牌的那只船还亮着灯光，全镇的人都看见了。后来就有人举报，说王道渠和另外几个“包工头”在河中间打牌搞大赌，数钱都用尺子量。有好几次公安人员坐着渔船慢慢靠近正准备实施抓捕时，王道渠和另外两个“包工头”早已把战场打扫干净，摆上烧腊，喝起了小酒。几个公安人员与他们一阵有些尴尬的盘问后，总是无功而返。其实王道渠并不喝酒，可派出所的人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恼羞成怒的派出所所长熊大奎恨得咬牙切齿地说：“你王道渠总有一回会栽到我手头！”
有人说是因为女人，说王道渠收了个女徒弟，明面上是学建筑，暗地里却是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三江镇满街上的人都说，你用脚指拇都可以想得到，世上哪有女娃儿是学搞建筑的？世上有没有，没人知道；但三江镇，除了王道渠有个学建筑的女徒弟，还真没有看到第二个。看到穿着中长大衣、戴着一副假近视眼镜的王道渠与他那位漂亮的女徒弟招摇过市，满街的男人除了羡慕、忌妒，剩下的都是恨，恨得牙痒痒的，说你王道渠一个乡坝头来的，凭啥比老子们街娃儿都有艳福？
“严打 ”一开始，公社分了四个犯罪分子名额。四大四个活人，抓哪个？到哪里去抓？公社几个方面的头头儿都很着急。他们在会上第一次发扬了民主作风，开始了广泛的讨论，结果却是出奇的集中，因为好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王道渠，说我们先不说他前面那三个不论是真是假的传闻，单就凭他家地主分子的成份，前些年还因“反革命走资派”的罪行被判了刑，劳教了十年，虽然后来评了反，在里面待了三年多就回了家，但他毕竟是个劳改犯，就是抓错了，又错得到哪里去？公社党委书记最后高度统一了大家的意见当场拍板。
其实“严打”中三江镇分配的名额最多：全镇五个乡一个乡分四个就是二十个，加上镇所在地是全县第二大场镇，又分了十个，全镇一共就三十个名额。在镇党委召开的公安政法“严打”工作专题会上，派出所熊大奎所长慷慨激昂地作了一个重要发言：“我建议面上的工作要开展，但重点领域重点人物一定不能放过。我个人认为在我们三江镇的重点就是‘包工头’，打牌赌博的是他们，乱搞男女关系的是他们，聚众斗殴的是他们，拖欠钢筋水泥砖瓦等各种材料款的也是他们，欠账不还就是“坑蒙拐骗”，我建议要重点开展清理‘包工头’运动，借这次‘严打’机会，把这些个违法乱纪的‘包工头’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还我们三江镇一方安宁，保三江镇老百姓一方平安。”
熊大奎的发言得到了书记、镇长，还有分管政法的常务副镇长、法庭庭长等重要领导的一致赞同。于是，三江镇清理“包工头”运动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三江镇河边往日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全部停摆。听到风声的王道渠刚跑回老家，才得知河东乡也早已把他列入了重点打击对象，便又开始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新初是亲眼看到他的父亲被人五花大绑押走的。
那天应该是一个暑假的上午，新初正坐在石梯上看小人书。他先是听到了自己家里那只在坎脚下寻食的“小白”狂吠了几声，然后就听到大姐新鸿急匆匆地从坡上跑了回来，几乎是一种嚎叫：“妈妈，妈妈，外面来了好多民兵哟，肯定是来抓爸爸的。”
正在忙着喂猪食的新初母亲李淑贞一下慌了神：“那啷哎办，早就叫那砍脑壳的跑可他偏就不跑，这下怕是想跑也跑不脱了。”
这时，住在对门那个平时偷鸡摸狗的王跛子从后坡上往下走来。王跛子平时走路一瘸一拐的，只有偷东西被人撵时才一冲一冲地跑得快点，样子很搞笑。这一次，新初却笑不出来。新初母亲急着说：“新初你到阳地坝阳沟那头去瞄人，我和大姐把爸爸转个地方，肯定是那狗日的王跛子告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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