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我当然读过了。”张其金在作出回答后，他的脑子里就自动出现了一段有关《传习录》的文字，他就对邹若雅缓缓地说道：“小姨，我给您念上一段，您看我读过没有？”
张其金说完，就说道：
先生刚刚辞官回到越地时，没有多少朋友来探访，后来从四方来游学求教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
癸未年以后，先生住宅周围的房屋就已经人满为患，像天妃、光相等寺庙，每一间卧室，常常是吃住在一起的几十人，晚间都躺不下，只好轮流睡觉，坐席谈话唱歌日夜不断。南镇、禹穴、阳明洞远近的寺庙，只要能站脚的地方，都成了志同道合的人的徜徉之地。先生每次要开讲座了，前后左右环坐听讲的人，经常不少于几百人，迎来送往，日日不停。
甚至有在这儿待了一年多的，还不知道姓名。每次到了分别的时候，先生经常叹息说：“你们虽然走了，但我们还同在这天地间，如果和我有相同的志趣，我也很自豪呀！”学生们每次听完讲座出门，从来没有不跳跃说好的。
我曾经听同门的前辈说：“先生拜南京兵部尚书以前，虽然跟从的人也不少，但也没有像如今在越地这样的盛况。这虽然说是先生讲学的日子长了，信誉日隆，但更主要的还是先生的学术越来越精密，感召力和实用性自然和以前大不相同。”
（我）说：以前南元善在越地刻印《传习录》，分为上、下两册。下册收录了先生的八封书信。其中在《答徐成之》两封信中，先生说：“天下人肯定朱熹否定陆九渊，这样的论断时间长了，想要反过来，十分困难。这两篇姑且算是为了调解朱陆之争，让人自己思考去得到收获。”因此，南元善将这两封信放在下册的开头，大概也是这个用意吧。
现在，世人已明白朱陆之辩的内涵。我刻印先生的《文录》时，把两封信置于《外集》中，主要是有些观点还不够完善，因此，现不作收录。
其余关于知行本体的论述，最详细的莫过于《答人论学》《答周道通书》《答陆清伯书》《答欧阳崇一》等四封书信。而论述学者日常用功学习的格物理论，最详细的莫过于《答罗整庵书》。
先生一生冒天下之非议，在万死一生的逆境中始终不忘讲学，唯恐我们不明道，而被功利和技巧所迷惑，以致沦为禽兽夷狄而不自知。先生终生兢兢业业地追求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直到死去才停止。这种孔孟以来圣贤所独有的良苦用心，并不因学生和亲人的劝慰而有丝毫的减轻。
这种情怀，在《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信中表现得最为详尽。这几封信，均按南元善以前所录的旧版本而收录。而揭示“必有事焉”和“致良知”功夫，用明白简洁的语言，让人听了就能动手去做的，莫过于先生《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信，所以在此我也增录进来了。
南元善当时处凶险之境，竟然仍以讲授先生的学说为己任，最终遭受奸臣排挤，但他却因这一生能够听闻老师的学说而感到庆幸，绝没有分毫的忧愤和悔恨。他刻录《传习录》，人们只看到了他对于有志于学的朋友帮助很大，但不知他其时处境的艰难。我现在对其版本所做的增删，是出于对于目前情况的考虑，而不是我忍心去增加或减损。
王守仁是文武全才，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做事智敏，用兵神速，曾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
《传习录》的前一部分，介绍了王阳明辞官回到越地后的讲学情况；第二部分对《传习录》的编排、刻印等有关问题作了些说明。
当张其金在跟邹若雅说完这些文字后，他问道：“小姨，我想听听您对《传习录》的看法？”
“我哪有资格去评论《传习录》，但我要告诉你，《传习录》之于王阳明，就像《论语》之于孔子一样重要，这一点从书名中可以看出，也是阳明弟子表达对老师的敬仰的一种方式。在日本，王阳明的《传习录》被尊为‘宇宙之书’，可在国内，它几乎没有什么名气，读过的人就更少了，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遗憾和悲哀。这也是我想让你和龙薇去研读这本书的原因。当然，如果你想了解阳明心学的话，你更应该去看看。”
“小姨说得没错，《传习录》作为人生的‘智慧之书’，无论是从为人处世，还是到齐家立业，再到平治天下，所有的生命情感尽在其中，人生中的绝大部分困惑，也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答案。我想，只要我和龙薇深读这本书，肯定能让我和龙薇走进心学的精深之处，找寻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获得永恒幸福的方法。同时也能帮助我和龙薇修炼出更加强大的，充斥于内心世界的神奇智慧，开启精彩人生的正向能量。”张其金激情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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